。岸上依山而建奇怪形状的房子，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。红姐翻窗逃跑时摔倒的尾椎骨似乎也没有那么疼了。
她进了纱厂工作，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。春天来临，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。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，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，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，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。街道凌乱狭小，弯曲起伏，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，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，像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。
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二十年前，但我并不陌生，这座城市令人不寒而栗，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，时时隐含着危险埋藏着秘密，这些都不会随着时间流逝改变。
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，她与我肩挨肩，说的事离我却遥远。远程的客轮驶过码头，拉响汽笛，听起来像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。太阳退到北区山后，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。渔船上点上灯，固执地挽留白昼。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，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。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嚣，红姐只是其中的一滴水，她的故事传入我的耳朵极其杂乱，单凭耳朵难以听清，我用心去听大姐说过的每一句话。
那天上午，纱厂的公子哥走过门口，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，探了一下头，看见了一个女人。女人跌坐在地上，头发早已散开，衣领破碎，露出半边丰腴的胸/脯。棚顶漏进的光线故意落在她身上，照清她洁白的皮肤，黑而长的睫毛，傲气紧抿的嘴唇，脸颊在挣扎中红润，妩媚中带着狂野劲。
公子哥这一伸头，改变了红姐的命运。她从一个被逼着做工头的姘头的女人，一跃成为了工头的老板娘。红姐和公子哥举行了婚礼，婚宴办了七十桌，老式的婚礼，红烛摆了一条街，彻夜未熄。
大姐站了起来，我也跟着站了起来。夜色使两山一江变得更加温柔，一轮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。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，洒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。山坡上有人吹口琴，被风吹到我耳边，缠绵悱恻，像小情侣之间暧昧的情话。
“后来那个混账男人夜不归宿，还带小三回家，打红姐，骂她生不出儿子，”大姐随手扔掉早已熄灭的烟头，“红姐偷了钱，偷跑了出来，租了这条船。”
故事至此结尾。我看向大姐，大姐没看向我，而是看着江对岸北区的万家灯火，发出唏嘘的感叹。
“幺弟，你怪妈也没用，她苦惯了，现在做事总想着自己，”大姐收回视线看向我，“我身不由己，帮不了你，但你要像红姐一样，妈不让你读书，你就自己想办法读，想办法逃，逆来顺受是没用的，”她顿了顿，“红姐如果没有逃婚，那她就一辈子困在村里给老男人生娃儿；如果她没有逃里纱厂的公子哥，一辈子都是在取辱打骂中生活。”
4
我亦步亦趋地在河滩上前行，时不时回头，大姐站在原地，或抽烟，或眺望。
“红姐火锅鱼”五个字在视线里越来越大，我心里的恐惧随着步伐的迟缓加重。这是大姐指给我的一条路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母亲不给我钱，我就自己赚，去洗碗，去端盘子，想尽一切办法为未来逃离牢笼做铺垫。
与人打交道的恐慌是我的天性。我的手不受控制地发着抖，左手使劲握住右手，单薄的皮肤下罩住粗大的骨头，硌得我发疼。我才知道自己是瘦弱的，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我。
船上灯火通明，我走上甲板，人群的嘈杂声瞬间充盈在我的耳朵里。我低着头，又惊慌地抬起头打量四周的人，端菜的服务员举着一个巨大的托盘，上面放着切好的生鱼片，还带着血丝。她长得矮，托盘遮住了视线，差点撞在我的身上。我飞快地伸手扶住即将落下的盘子，然后快速地缩回手交握在一起。她看清我，骂了一句：“日/你妈不要挡路嘛。”
我畏畏缩缩地道歉，站在一边，茫然地看着人群，大姐的叮嘱全部抛在脑后，脚尖不自觉地挪向下船的地方。
隔了好久，有人注意到我：“你几位？”
我摇摇头，声音细如蚊呐，说：“我不是来吃饭的。”
“那你在这杵这半天，干啥子？”
我支吾半天，回答不上来，满脑子都是逃离的声音。服务员也不耐烦了，招呼另一个人：“把红姐喊来，这有个哑巴。”
红姐，对，红姐。这个名字触动我的记忆，我猛地抬起头，看向服务员，说：“我要找红姐。”
“你找红姐有啥子事？”
“我要找红姐。”
服务员似乎觉得我不可沟通，骂了一声“哈儿”继续去厨房端菜。我站在原地有些疑惑，心想明明我说了要找红姐，她为什么还是要骂我。
隔了一会，一个穿着豹纹，踩着红色塑料拖鞋的女人朝我走过来。“小妹——”她看到我的脖子，迅速换了称呼，“小弟弟，你要干啥子？”
我固执地重复着：“我要找红姐。”
女人说：“我就是红姐，你找我干啥子？”
我看着她不肯说话，她看了看甲板上来来往往的嘈杂的客人，说“你跟我来”，转身往船舱里走。我紧紧跟在她后面，进了一间屋子。
她让我坐在床上，给我倒了一杯水，端了一把凳子坐在我的对面：“这是我卧室，只有你和我，现在可以说了噻？”
她进了纱厂工作，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。春天来临，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。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，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，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，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。街道凌乱狭小，弯曲起伏，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，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，像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。
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二十年前，但我并不陌生，这座城市令人不寒而栗，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，时时隐含着危险埋藏着秘密，这些都不会随着时间流逝改变。
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，她与我肩挨肩，说的事离我却遥远。远程的客轮驶过码头，拉响汽笛，听起来像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。太阳退到北区山后，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。渔船上点上灯，固执地挽留白昼。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，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。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嚣，红姐只是其中的一滴水，她的故事传入我的耳朵极其杂乱，单凭耳朵难以听清，我用心去听大姐说过的每一句话。
那天上午，纱厂的公子哥走过门口，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，探了一下头，看见了一个女人。女人跌坐在地上，头发早已散开，衣领破碎，露出半边丰腴的胸/脯。棚顶漏进的光线故意落在她身上，照清她洁白的皮肤，黑而长的睫毛，傲气紧抿的嘴唇，脸颊在挣扎中红润，妩媚中带着狂野劲。
公子哥这一伸头，改变了红姐的命运。她从一个被逼着做工头的姘头的女人，一跃成为了工头的老板娘。红姐和公子哥举行了婚礼，婚宴办了七十桌，老式的婚礼，红烛摆了一条街，彻夜未熄。
大姐站了起来，我也跟着站了起来。夜色使两山一江变得更加温柔，一轮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。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，洒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。山坡上有人吹口琴，被风吹到我耳边，缠绵悱恻，像小情侣之间暧昧的情话。
“后来那个混账男人夜不归宿，还带小三回家，打红姐，骂她生不出儿子，”大姐随手扔掉早已熄灭的烟头，“红姐偷了钱，偷跑了出来，租了这条船。”
故事至此结尾。我看向大姐，大姐没看向我，而是看着江对岸北区的万家灯火，发出唏嘘的感叹。
“幺弟，你怪妈也没用，她苦惯了，现在做事总想着自己，”大姐收回视线看向我，“我身不由己，帮不了你，但你要像红姐一样，妈不让你读书，你就自己想办法读，想办法逃，逆来顺受是没用的，”她顿了顿，“红姐如果没有逃婚，那她就一辈子困在村里给老男人生娃儿；如果她没有逃里纱厂的公子哥，一辈子都是在取辱打骂中生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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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亦步亦趋地在河滩上前行，时不时回头，大姐站在原地，或抽烟，或眺望。
“红姐火锅鱼”五个字在视线里越来越大，我心里的恐惧随着步伐的迟缓加重。这是大姐指给我的一条路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母亲不给我钱，我就自己赚，去洗碗，去端盘子，想尽一切办法为未来逃离牢笼做铺垫。
与人打交道的恐慌是我的天性。我的手不受控制地发着抖，左手使劲握住右手，单薄的皮肤下罩住粗大的骨头，硌得我发疼。我才知道自己是瘦弱的，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我。
船上灯火通明，我走上甲板，人群的嘈杂声瞬间充盈在我的耳朵里。我低着头，又惊慌地抬起头打量四周的人，端菜的服务员举着一个巨大的托盘，上面放着切好的生鱼片，还带着血丝。她长得矮，托盘遮住了视线，差点撞在我的身上。我飞快地伸手扶住即将落下的盘子，然后快速地缩回手交握在一起。她看清我，骂了一句：“日/你妈不要挡路嘛。”
我畏畏缩缩地道歉，站在一边，茫然地看着人群，大姐的叮嘱全部抛在脑后，脚尖不自觉地挪向下船的地方。
隔了好久，有人注意到我：“你几位？”
我摇摇头，声音细如蚊呐，说：“我不是来吃饭的。”
“那你在这杵这半天，干啥子？”
我支吾半天，回答不上来，满脑子都是逃离的声音。服务员也不耐烦了，招呼另一个人：“把红姐喊来，这有个哑巴。”
红姐，对，红姐。这个名字触动我的记忆，我猛地抬起头，看向服务员，说：“我要找红姐。”
“你找红姐有啥子事？”
“我要找红姐。”
服务员似乎觉得我不可沟通，骂了一声“哈儿”继续去厨房端菜。我站在原地有些疑惑，心想明明我说了要找红姐，她为什么还是要骂我。
隔了一会，一个穿着豹纹，踩着红色塑料拖鞋的女人朝我走过来。“小妹——”她看到我的脖子，迅速换了称呼，“小弟弟，你要干啥子？”
我固执地重复着：“我要找红姐。”
女人说：“我就是红姐，你找我干啥子？”
我看着她不肯说话，她看了看甲板上来来往往的嘈杂的客人，说“你跟我来”，转身往船舱里走。我紧紧跟在她后面，进了一间屋子。
她让我坐在床上，给我倒了一杯水，端了一把凳子坐在我的对面：“这是我卧室，只有你和我，现在可以说了噻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