甚者端着饭碗去江边，几口吃完一个猛子扎进江里冲凉。在外面吃饭偶尔也会看看热闹，谁又趁谁不备偷夹了别人碗里的肉片，被苦主发现，一言不合，筷子对着脸直直地戳过去，碗也打翻了扣在头顶，菜汁油水顺着脸颊轮廓往下流。当然也有别的热闹，但这是最精彩的，大家都喜欢看。
我也喜欢去外面吃饭，父母却不允许我端着饭碗到处跑。倒不是担心冒犯到邻居，而是尽量避开和他们交往。因为我的缘故，楼里的人都看不上我家，我最多只端着饭碗在门口稍稍站了一阵，不像其他孩子能吃到别人家里，石阶上去，更有甚者吃过街吃到秋月门花园，抑或是长江边上。
今天母亲凉拌的折耳根尤其入味，我伸筷子夹了一根胖的，被母亲没好气地横了一眼，又赶紧松开。母亲顺势夹到自己碗里，说起今天在店里发生的事。
她说话总是带着一股酸意，说那个刘姐没她勤快，奖金还比她高。她又说，她才五十二岁，店里嫌她一身病，干不了活，要把她开除掉。
我和父亲握着筷子，停住吃饭。父亲问母亲，她有没有退休工资。
“老子是遭开除，不是退休。”
也就是说分文没有了。母亲没被开除时，一个月的工资有一千五左右，现在她被开除了，家里的经济来源只有父亲在厂里的工钱和一个月八百块的低保，硬生生减少了一大半。
我们都不说话了。母亲接着说：“重点是工龄没到，老了以后连养老保险都享受不了，屋头开销又大，尤其是你，”她语气不善地看向我，“交个啥子资料费遭了两百多。读书成绩死球不行，干脆不读了幺台。”
母亲不是没有提过让我辍学，跟着长辈去广州打工的事。但那时候大姐在家，能帮我顶撞两句，而且我才读初中，义务教育不需要交学费，童工又犯法，她就不了了之了。但这次不一样，她的语气很强硬，我听出来了。我快要满十八岁了，可以作为家里的劳动力出门工作赚钱了。
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，本地二本师范一学期学费五千，吓得咂舌，兼之各种住宿费生活费杂物费，大学教育就是个无底洞，她养不起我读四年，更何况我注定考不上名校，没有竞争力，毕业即失业，还不如趁着年轻学门手艺。她语气里带上羡慕，刘姐的儿子学的汽修，现在一个月能挣三千。
我沉默着不肯点头答应。读不读书我倒是无所谓，可我舍不得宋霆，我还想多见见他。
母亲“啪”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，开始破口大骂。她说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，他们一生为儿女操劳，假如家里稍微有点钱，她也不会生这一身的病，也就不至于腰痛发作摔碎盘子，被火锅店开除。父亲沉默地点头附和，给母亲夹了一筷子的莴笋丝。
我吃干净碗底的最后一粒米，放下碗和筷子，低着头，乖驯地低着头，听她骂我。
她骂累了，不愿再看我，转过头去，心思很乱。桌上的菜凉了大半，我斟酌着开口：“大姐不是回来了么……”能不能先管她借点钱。
母亲寸步不让：“你大姐顶个锤子用，老子真的倒八辈子霉，生你两个瘟神来讨债，你还是个神经病……”母亲又开始念叨起来，诉说自己的苦命，“我以前当棒棒，他们都说我能干，是个享福的命，我命好苦哟，这哪是享福哟，分明是上辈子欠了你们这些瘟神，这辈子来还债……”
她越说越气，饭也吃不下了，搁了饭碗，呼天抢地地回了房间。
2
我其实不喜欢忍受委屈，谁都不喜欢。但我总没能力反抗，正如母亲所说，我有病，下苦力都没人要。小时候我的反抗情绪会更加强烈，很长时间不说话，面对着墙壁，或者偷偷躲到秋月门花园里，想象我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孤儿，从此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这样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怒火，越燃越旺，心里策划着各种各样报复的手段，杀人放火，无一不做，无所顾忌。我是卑劣的小人，不愿给伤害我的人救赎补罪的机会，我已堕入深渊，不介意多一人垫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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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我身体不好，连多想都是有罪的。我想得情真意切，竟会感受到迫真的伤害，觉得心肝脾肺肾缓慢裂开，鲜血奔腾着往上涌，堵住我的喉咙，让我说不出话，只能发出喑哑的求救声。手腕也鼓胀鼓胀地发疼，想要用刀片划出一条伤痕，滋滋的往外冒着血沫。
父亲有时候喝足了酒，也会慈眉善目地对我说：“你的病不怪你，你生下来就沾了病气。”
他的话有几分道理，我却不愿相信。我总觉得有更深的原因。
3
往后倒推十八年，我出生在2003年的春天。那一年的春天，有一场始料未及的灾难席卷了所有人，甚至包括未出生的我——非典。
那一年真是死伤惨重，全国约有一千人死在这毫不起眼的病毒之下。连我们这个小县城也频频曝出有人感染的消息，无数的人死在了2002年冬天的冰雪中，以及2003年青黄不接的春天里。
对这场灾难，我始终感到好奇，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，使我与别人不一样：我精神上的毛病，心理上的苦闷，前半生悲剧的开端，似乎都与它有关。它不是我前世的原罪，也不是我
我也喜欢去外面吃饭，父母却不允许我端着饭碗到处跑。倒不是担心冒犯到邻居，而是尽量避开和他们交往。因为我的缘故，楼里的人都看不上我家，我最多只端着饭碗在门口稍稍站了一阵，不像其他孩子能吃到别人家里，石阶上去，更有甚者吃过街吃到秋月门花园，抑或是长江边上。
今天母亲凉拌的折耳根尤其入味，我伸筷子夹了一根胖的，被母亲没好气地横了一眼，又赶紧松开。母亲顺势夹到自己碗里，说起今天在店里发生的事。
她说话总是带着一股酸意，说那个刘姐没她勤快，奖金还比她高。她又说，她才五十二岁，店里嫌她一身病，干不了活，要把她开除掉。
我和父亲握着筷子，停住吃饭。父亲问母亲，她有没有退休工资。
“老子是遭开除，不是退休。”
也就是说分文没有了。母亲没被开除时，一个月的工资有一千五左右，现在她被开除了，家里的经济来源只有父亲在厂里的工钱和一个月八百块的低保，硬生生减少了一大半。
我们都不说话了。母亲接着说：“重点是工龄没到，老了以后连养老保险都享受不了，屋头开销又大，尤其是你，”她语气不善地看向我，“交个啥子资料费遭了两百多。读书成绩死球不行，干脆不读了幺台。”
母亲不是没有提过让我辍学，跟着长辈去广州打工的事。但那时候大姐在家，能帮我顶撞两句，而且我才读初中，义务教育不需要交学费，童工又犯法，她就不了了之了。但这次不一样，她的语气很强硬，我听出来了。我快要满十八岁了，可以作为家里的劳动力出门工作赚钱了。
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，本地二本师范一学期学费五千，吓得咂舌，兼之各种住宿费生活费杂物费，大学教育就是个无底洞，她养不起我读四年，更何况我注定考不上名校，没有竞争力，毕业即失业，还不如趁着年轻学门手艺。她语气里带上羡慕，刘姐的儿子学的汽修，现在一个月能挣三千。
我沉默着不肯点头答应。读不读书我倒是无所谓，可我舍不得宋霆，我还想多见见他。
母亲“啪”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，开始破口大骂。她说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，他们一生为儿女操劳，假如家里稍微有点钱，她也不会生这一身的病，也就不至于腰痛发作摔碎盘子，被火锅店开除。父亲沉默地点头附和，给母亲夹了一筷子的莴笋丝。
我吃干净碗底的最后一粒米，放下碗和筷子，低着头，乖驯地低着头，听她骂我。
她骂累了，不愿再看我，转过头去，心思很乱。桌上的菜凉了大半，我斟酌着开口：“大姐不是回来了么……”能不能先管她借点钱。
母亲寸步不让：“你大姐顶个锤子用，老子真的倒八辈子霉，生你两个瘟神来讨债，你还是个神经病……”母亲又开始念叨起来，诉说自己的苦命，“我以前当棒棒，他们都说我能干，是个享福的命，我命好苦哟，这哪是享福哟，分明是上辈子欠了你们这些瘟神，这辈子来还债……”
她越说越气，饭也吃不下了，搁了饭碗，呼天抢地地回了房间。
2
我其实不喜欢忍受委屈，谁都不喜欢。但我总没能力反抗，正如母亲所说，我有病，下苦力都没人要。小时候我的反抗情绪会更加强烈，很长时间不说话，面对着墙壁，或者偷偷躲到秋月门花园里，想象我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孤儿，从此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这样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怒火，越燃越旺，心里策划着各种各样报复的手段，杀人放火，无一不做，无所顾忌。我是卑劣的小人，不愿给伤害我的人救赎补罪的机会，我已堕入深渊，不介意多一人垫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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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有时候喝足了酒，也会慈眉善目地对我说：“你的病不怪你，你生下来就沾了病气。”
他的话有几分道理，我却不愿相信。我总觉得有更深的原因。
3
往后倒推十八年，我出生在2003年的春天。那一年的春天，有一场始料未及的灾难席卷了所有人，甚至包括未出生的我——非典。
那一年真是死伤惨重，全国约有一千人死在这毫不起眼的病毒之下。连我们这个小县城也频频曝出有人感染的消息，无数的人死在了2002年冬天的冰雪中，以及2003年青黄不接的春天里。
对这场灾难，我始终感到好奇，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，使我与别人不一样：我精神上的毛病，心理上的苦闷，前半生悲剧的开端，似乎都与它有关。它不是我前世的原罪，也不是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