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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我起来拉上窗帘,就在这黑灯瞎火的瞬间,房门轻轻地响了一下。
  当然我还保有一分理智,如果反锁了门,那就真叫单方面的情绪发泄转化成双方的冷战了。
  我屏住呼吸,站在厚重的窗帘后面,听见脚掌踩在地板上微弱的声音。阮言真的笨死了,为了不叫我听到声响,索性光着脚溜进来了。
  他慢慢靠近沙发床,低**试图看得更清楚些。这一低头,叫他发现了那张小床上实际空无一人,只余一条冷冰冰的毯子。
  黑暗里看不见脸上神情,但我猜他一定是怔住了,呆呆地伏在沙发床边发愣,纠结于到底该不该出声找我。
  我从帘后三两步走过去,摸黑吻住了他。
  阮言显而易见受到了惊吓,两只手下意识地往外推,在触碰到我身上的衣服时反应过来是我,慢慢地乖顺起来。
  他呼吸不匀,初夏燥热,裸露在外的皮肤升温滚烫,在身体受制于人之后,微不可察地颤了一下。书房里没有安全套,往外走几步就是卧室,但我不想去拿。
  “今天不用了,好吗?”
  我终于说了今晚的第一句话。
  阮言嘴里还含着我的手指,我想他那双漂亮的眼睛此刻已经盈满了生理泪水,委委屈屈地用津液替即将无情侵入的指节做着最基本的润湿。
  他出了满额的细汗,在接近尾声时搂着我直哭。我抱着他轻声说,对不起,宝宝,不哭了,很快就好了。
  “嗯……”
  他像一尾游于浅滩的小鱼,张着嘴急促地喘息,发出了唯一的请求,“别弄在……里面。”
  然而我无声地拒绝了他。
  那天后我和阮言的关系陷入了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,半个月内我在书房过夜的次数比以往加起来都多。我们正常交流,正常沟通,正常工作,但这样的状态是极其怪异的。
  直到有一天我从律所出来,乘电梯去往地下停车场打算回家时,平静如同一潭死水的现状终于砰地裂开了。
  那辆车里下来了三个人,阮言、他的大学同学,和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士。
  一打眼就能瞧出那是个素养不错的人,阮言的大学同学极力在两人中间充当黏合剂,介绍着两个从未相识的陌生人,往更亲密的方向走去。
  先看见我的是那位大学同学。
  我们见过几面,但不算朋友。他对我和阮言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,很浅显地认为我们只是一路做了十几年同学的“好兄弟。”
  也可能是因为,我实在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透露过一丝一毫有关性取向的蛛丝马迹。
  再往前走,两方狭路相逢,避无可避,他自然而然地和我打了个招呼,甚至用你知我知的眼神暧昧暗示道,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去喝一杯。
  我说不了,你们去吧,别灌小阮喝多了。
  那人立刻正色:“不会的不会的,小阮聪明着呢,每回和他出去,都是他想方设法躲酒。”
  好的。我又转向阮言,询问道:“带钥匙了吗?”
  他“啊”了一声,愣愣道:“带了。”
  行,那你们去玩吧。我这么说着,边笑边离开,依稀听见身后一人在向另一人介绍我,说是阮言的高中同学,做律师的,现在一起租房子住。
  总结的还挺对,一句也没说错,外人眼里这可不就是我们的关系吗。
  这段时间的记忆对我来说还蛮混乱的,掺杂着繁琐冗杂的工作,不断飞外地出差的逃避,以及长时间和阮言的分别。
  不是夏翊,也会有张翊,李翊,或者其他的什么人。
  老实说,我是没有发现这个大学教授和夏翊到底有什么共同点,或者说他吸引到阮言的点是什么,何以阮言在和我生活了这么几年之后,委婉承认要和他“见几面,试一试。”
  埃斯库罗斯说,厄运在同一条路上漫游,时而降临于这个人,时而降临于另一个人。
  我想,厄运大概在二零一四年的那一天,从不知名的地方飘过来,降临到我头顶了。


第29章
  那年我在广州接了个偶像明星和东家解约的官司,那个女孩还挺不容易的,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有魄力和公司拍桌子对峙,后续是满广州找不到一个愿意接她单的律所。
  她运气倒也很好,找到了愿意替她付违约费的下家,那家公司和我们律所是长期合作关系,案子不算难打,就是稍微有点儿麻烦。原本头儿打算派别人去,但我主动揽下了活儿,和他说我接了。
  袁于霖辗转得知我和阮言的事儿,三天两头给我发微信,语重心长地催我工作完了赶快回来,别叫阮言真的和别人跑了。
  我总是再三推辞,和他打太极,说等结束就回来。
  他不明白,阮言如果真的想离开我,我是不会拦他的。
  比起谁都明白的道理,我更不想叫他恨我。
  “沈律师,你在不在听啊?”坐在对面的年轻女孩叩了叩桌子,不满地眯起了眼睛。
  新东家还没有给她安排对接的经纪人,打官司一事大部分时候都是她本人在和我接洽,除了酒店前台,算是这段时间我见到的最多的人。
  “在的,你说你要找旧手机里的短信记录取证,是吧?”
  她敷衍地点点头,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,又迅速地戴上了口罩:“你每天都有几分钟是心不在焉的,手机屏幕亮起来立刻就去看,让我猜猜,你是不是在等女朋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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