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走过小蝌蚪幼儿园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，旁边是一家大型菜市场和公交站。走进菜市场，绕到它的后院，能看见好几棵黄果树，还有好些时臭时香的植物。草丛旁边堆积着几箱空酒瓶，月光贴着墙根走，能撞上一扇低矮的、半拉伸的、生锈的铁门。
这就是我家。
4
我家在一楼，只有十平方米。房子是和另外两家人合租的，三室一厅的屋子，我们只占了一个室。朝北开了一扇窗，钉着防盗网，像囚牢。我不知道我们防的是谁，小偷和强盗是不会来我们这种人家偷窃的，他们没有这个善心做慈善。
从窗口探出头，能看见菜市场后院的黄果树枝桠和菜市场的院墙，挡住了大部分的阳光，即使晴天屋子也是阴暗的。摊贩的孩子把泥球搓成弹丸，朝着树叶和树枝猛力打，射偏了，砸在玻璃上，脏兮兮的挨着鸟屎，引得带着卷发卷的女主人破口大骂。
有时候下雨，叶子哗啦啦响声，像一群人吵架，豁出命一样。
屋子太小，放了一张两层的行军床，大姐睡上边，父母睡下边，我睡在地上，后来大姐搬出去了，上边的床就是我的了。厨房是公用的，客厅是公用的，厕所也是公用的，就在我们的房间旁边，一共两个，用A4纸写了男女，贴在门上做标识。
十几个人共用两个厕所，可想而知厕所会有多么肮脏。母亲说我有富贵病，偏要跑老远去秋月门花园的公厕上厕所，也不怕被狐狸精迷了眼。她说这话是有道理的，秋月门花园到处都是揽客的小姐，人还没走到厕所，她们就娇滴滴地黏了上来。
但我前十八年都这么过来了，狐狸精没有这么好的耐性。
可能也是因为她们看出来了，我是一个异类，适合做姐妹，不适合用来吸精气。
5
父亲坐在院子里卷烟。他坐在一张小方凳上，双腿之间摊开一张报纸，烟丝散在凹陷里。方凳比我年龄还大，钉子已经松散了，边角起了毛刺，父亲坐在上面时不时晃一下。他裹烟的手法很熟练，纸片摊在掌心，烟丝往里一填，抬起手往嘴边一松，伸出舌头一舔，黏糊糊的口水把烟卷的边锋粘好，一条烟就做成了。他年轻时眼神和手艺比现在还要好，闭着眼都能卷，那时候电子烟和成品烟还没有现在这么流行，他的卷烟偶尔还能意料之外地卖出一个好价钱。但现在不行了，他老了，眼神不好了，必须坐在路灯下，借着光，才能看清烟卷的边缝在哪里。
我下了晚自习回家，见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问他：“妈呢？”
“出门剪头发去了，”父亲说，“过两天你大姐要回来，”他又问我，“你饿了没有？”
我说没有。
他说正好，没给你留饭。他说完，又埋下头继续去卷烟。
我走进室内，把书包挂在墙壁的粘钩上。浴室里的水声停止，母亲擦着头发走进房间。
她对我说：“来给我抠背。”
母亲年轻时当过棒棒，一根扁担两根绳子，养活了自己的一个寡母和两个弟弟，抬河沙、抬水泥、抬火烧砖，在男人堆里也不遑多让。她争强好胜，和男人一样吼同样的川江号子，迈同样坚实的步伐，汗流浃背，直到有一天她中暑从台阶上滚了下去，扭了腰。她在床上躺了两天，期间雇主没有来探望过一次，她就知道自己谋生的路断了。她又躺了两天，贴着膏药在火锅店找到一份端盘子的工作。
她做了十多年的苦力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内风湿关节炎、腰伤——病上长了个身体。她的指节粗大，手背到后面去挠，又会扭到腰。父亲的观念里从来没有伺候媳妇这一点，大姐离家之后，她能求助的对象只有我。
我撩起她的衣服，露出她的后背，也露出干瘪的前胸。她的肩凹陷了一块，像双/峰骆驼驼峰之间的凹陷，那是之前十几年的棒棒工龄的附加品。乳/房像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，会左右甩晃，下面是层层堆叠的肚皮。很丑陋的身体，我却很羡慕。
她很快就陷入昏睡之中，鼾声一道高一道低，偶尔半梦半醒间骂我一句：“男娃子家家的，气力比姑娘还小。”
我轻声叫她妈，她咂咂嘴，侧了一个身。
我轻手轻脚地打开衣柜拿出换洗衣服放进床下的盆里，抱着出了房间。
厕所里还放着半盆水，里面漂浮着一些打发的肥皂泡。我知道这准是母亲留的，用来以后拖地板用。
江城在长江边，水却很金贵，水费每隔几年就往上涨。南区的男人都下河洗澡，光着屁股在河滩上走，一排男人，老的、少的、壮的、弱的，裤衩也不穿。那么个丑陋的东西，无耻又萎靡地吊在外面，时不时晃两下。父亲也是他们的一员。
女人洗澡就比较讲究，但也节约。淋浴太浪费水，就干脆舀一盆水，用手捧着往身上浇，保证每一滴都抚慰过身体再流进下水道里。有关系好的妇女，就约个时间一起洗澡，单独洗或许要两盆水，现在凑在一块，就可以节约到一盆半。
我不能接受赤身裸/体被河滩上的男人看见，因而父亲时时骂我矫情有病。又不能和母亲大姐凑在一起洗，每次都固执地等所有人洗完，我做贼一样溜到厕所里，悄悄接一盆水，慢慢擦拭我的身体，正如此刻一般。
身体汗渍赤裸，腋下传来汗味的酸臭，我往下一看，和那群男人一样恶心的东西暴露在空气里
这就是我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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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在一楼，只有十平方米。房子是和另外两家人合租的，三室一厅的屋子，我们只占了一个室。朝北开了一扇窗，钉着防盗网，像囚牢。我不知道我们防的是谁，小偷和强盗是不会来我们这种人家偷窃的，他们没有这个善心做慈善。
从窗口探出头，能看见菜市场后院的黄果树枝桠和菜市场的院墙，挡住了大部分的阳光，即使晴天屋子也是阴暗的。摊贩的孩子把泥球搓成弹丸，朝着树叶和树枝猛力打，射偏了，砸在玻璃上，脏兮兮的挨着鸟屎，引得带着卷发卷的女主人破口大骂。
有时候下雨，叶子哗啦啦响声，像一群人吵架，豁出命一样。
屋子太小，放了一张两层的行军床，大姐睡上边，父母睡下边，我睡在地上，后来大姐搬出去了，上边的床就是我的了。厨房是公用的，客厅是公用的，厕所也是公用的，就在我们的房间旁边，一共两个，用A4纸写了男女，贴在门上做标识。
十几个人共用两个厕所，可想而知厕所会有多么肮脏。母亲说我有富贵病，偏要跑老远去秋月门花园的公厕上厕所，也不怕被狐狸精迷了眼。她说这话是有道理的，秋月门花园到处都是揽客的小姐，人还没走到厕所，她们就娇滴滴地黏了上来。
但我前十八年都这么过来了，狐狸精没有这么好的耐性。
可能也是因为她们看出来了，我是一个异类，适合做姐妹，不适合用来吸精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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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坐在院子里卷烟。他坐在一张小方凳上，双腿之间摊开一张报纸，烟丝散在凹陷里。方凳比我年龄还大，钉子已经松散了，边角起了毛刺，父亲坐在上面时不时晃一下。他裹烟的手法很熟练，纸片摊在掌心，烟丝往里一填，抬起手往嘴边一松，伸出舌头一舔，黏糊糊的口水把烟卷的边锋粘好，一条烟就做成了。他年轻时眼神和手艺比现在还要好，闭着眼都能卷，那时候电子烟和成品烟还没有现在这么流行，他的卷烟偶尔还能意料之外地卖出一个好价钱。但现在不行了，他老了，眼神不好了，必须坐在路灯下，借着光，才能看清烟卷的边缝在哪里。
我下了晚自习回家，见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问他：“妈呢？”
“出门剪头发去了，”父亲说，“过两天你大姐要回来，”他又问我，“你饿了没有？”
我说没有。
他说正好，没给你留饭。他说完，又埋下头继续去卷烟。
我走进室内，把书包挂在墙壁的粘钩上。浴室里的水声停止，母亲擦着头发走进房间。
她对我说：“来给我抠背。”
母亲年轻时当过棒棒，一根扁担两根绳子，养活了自己的一个寡母和两个弟弟，抬河沙、抬水泥、抬火烧砖，在男人堆里也不遑多让。她争强好胜，和男人一样吼同样的川江号子，迈同样坚实的步伐，汗流浃背，直到有一天她中暑从台阶上滚了下去，扭了腰。她在床上躺了两天，期间雇主没有来探望过一次，她就知道自己谋生的路断了。她又躺了两天，贴着膏药在火锅店找到一份端盘子的工作。
她做了十多年的苦力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内风湿关节炎、腰伤——病上长了个身体。她的指节粗大，手背到后面去挠，又会扭到腰。父亲的观念里从来没有伺候媳妇这一点，大姐离家之后，她能求助的对象只有我。
我撩起她的衣服，露出她的后背，也露出干瘪的前胸。她的肩凹陷了一块，像双/峰骆驼驼峰之间的凹陷，那是之前十几年的棒棒工龄的附加品。乳/房像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，会左右甩晃，下面是层层堆叠的肚皮。很丑陋的身体，我却很羡慕。
她很快就陷入昏睡之中，鼾声一道高一道低，偶尔半梦半醒间骂我一句：“男娃子家家的，气力比姑娘还小。”
我轻声叫她妈，她咂咂嘴，侧了一个身。
我轻手轻脚地打开衣柜拿出换洗衣服放进床下的盆里，抱着出了房间。
厕所里还放着半盆水，里面漂浮着一些打发的肥皂泡。我知道这准是母亲留的，用来以后拖地板用。
江城在长江边，水却很金贵，水费每隔几年就往上涨。南区的男人都下河洗澡，光着屁股在河滩上走，一排男人，老的、少的、壮的、弱的，裤衩也不穿。那么个丑陋的东西，无耻又萎靡地吊在外面，时不时晃两下。父亲也是他们的一员。
女人洗澡就比较讲究，但也节约。淋浴太浪费水，就干脆舀一盆水，用手捧着往身上浇，保证每一滴都抚慰过身体再流进下水道里。有关系好的妇女，就约个时间一起洗澡，单独洗或许要两盆水，现在凑在一块，就可以节约到一盆半。
我不能接受赤身裸/体被河滩上的男人看见，因而父亲时时骂我矫情有病。又不能和母亲大姐凑在一起洗，每次都固执地等所有人洗完，我做贼一样溜到厕所里，悄悄接一盆水，慢慢擦拭我的身体，正如此刻一般。
身体汗渍赤裸，腋下传来汗味的酸臭，我往下一看，和那群男人一样恶心的东西暴露在空气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