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是为什么布兰登说话总是倾向于用“我们”而不是单数的“我”，但这是四个人首次在同一个地方出现。罗克韦尔和彼得握了手，给他看今天特意带来的两份礼物，第一份是军情六处赠与彼得的勋章，第二份是封手写的短笺，来自彼得本该在巴黎杀死的那个未具名的目标，感谢彼得为“和平”作出的努力。这两份礼物当然都不能带走，罗克韦尔给彼得一分钟看完那封短短的信，收回来，当场烧掉了。
直到这时候，彼得才第一次从布兰登口中听到了事情的全貌。那个差点酿成灾难的前军情六处雇员，反间司给他的代号是“海藻”，不为什么，随机分配的。“海藻”四十三岁，到今年三月份就为军情六处服务二十年了，不出色，但也不出错。有酗酒的习惯，但这没有引起注意，要是嗜好酒精构成问题，那军情六处负责对外情报的一半人都要被开除。赌博的习惯是他二十多岁时就有的。“海藻”从未结婚，但有一个若即若离的意大利情人。
“是情人的问题吗？”彼得问。
也不完全是。“海藻”和他的意大利甜心去了一趟索伦托，也就是情/妇的家乡，从反间司取得的账单看来，他们在一家海滨旅馆住了五晚，然后买了从索伦托去罗马的火车票，再从罗马返回伦敦。没有人知道“海藻”在意大利干了什么，他回来之后典当了外祖母留下的一条项链，接着又零零碎碎卖掉了好些父母留下的家具、初版书和珠宝。布兰登的推论是，“海藻”在意大利赌输了一大笔钱，急着偿还，在卖掉了自己能卖的东西之后，就打起了情报的主意，克格勃出了名付钱爽快。克格勃伦敦站站长的住处随时都有人监视，“海藻”留了个心眼，趁监视人员交班的时候去敲门，但他没考虑到出来的时候，反间司的人已经回到车里盯梢了。布兰登本来想立即逮捕他，但罗克韦尔不同意，担心引起克格勃的警觉。
“所以我们让他安静下来了。”布兰登说，从盘子里拿了一小块葡萄干蛋糕。
在他们这一行里，“安静下来”只有一个意思。彼得点点头，“能查出‘海藻’跟里耶夫站长说了什么吗？”
“不能完全确定，所以我们想需要你从里面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，新指令，异常的人员调动之类。”
“我会留意的。”
彼得等了一个多月才有机会“留意”。情报站的文件和档案并不存放在使馆的档案室里，而是用一个专门的保险箱储存，定期销毁，需要保留的就放在外交包裹里发回莫斯科。彼得在这些函件往来记录里发现伦敦站曾经给总部寄过录音带，就在“海藻”接触里耶夫站长之后两周，不过接下来都再没有寄出过文件，证明“海藻”偷出来的东西，终究没有落到克格勃手里。
彼得担心录音里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，但情报站没有保留录音带的副本，他也不可能直接去问里耶夫，只能暂时搁置。上次见面过后，军情六处让彼得“冷却”了半年，停止和他接触，也禁止彼得联络情报官。因为离上次大张旗鼓地抓捕内奸才过去不久，如果又有文件外泄，莫斯科很可能会放出猎狗，现在彼得最不需要的就是把瓦西里引到这里来。
从表面上看，伦敦站一切恢复正常。军情六处停止抓捕在英活动的苏联间谍，制造出失去信息来源的假象。使馆里也没有人谈起那个译码员，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一样，尽管他的个人物品还放在原先的办公桌上，无人收拾。彼得安静地潜伏在那里，观察着每一个人，把他们逐一放进大使馆和情报站的权力关系图谱里。他跟司机、电工和负责打扫的牙买加移民都很熟络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得知大使和站长的去向。假如有神秘的莫斯科访客从天而降，彼得也会从爱抱怨的司机那里听说。
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伦敦站现在是他的小小鸟巢了，就像二十多年前在亚森捏沃的小公园里，在父亲的引导下观察邻家小孩们。像任何一个称职的间谍那样，彼得在使馆里并不受欢迎，也并不惹人讨厌，他只是不起眼，如同影子，或者放在墙角很久的旧家具，不会有人特地留意他。
彼得的下一个目标是坐上伦敦情报站的第一把交椅，既是布兰登为他设定的路线，也是他的个人决定。他越有权力，就越不容易被揭发，那种被克格勃深深钉入等级制度里的畏惧会反过来保护他。无论怎么看，尼基塔·里耶夫都不会在伦敦待很久了，彼得预计他新年之后就会被召回莫斯科，分配一个荣誉性的闲职，职业生涯就此结束。他走了之后，彼得就是新站长的最佳人选。
然而到了1979年12月，计划落空了。苏联突然出兵入侵阿富汗，迅速占领了喀布尔，一脚踩进战争的流沙里。北约国家纷纷跳起来谴责莫斯科，外交风暴席卷使馆和各地情报站。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注意力立即转向了中东，外勤们向喀布尔和邻近国家聚集，像水蛭蠕动着爬向流血的伤口。里耶夫的调动令一再延后，总部还是希望留一位经验老道的情报人员坐镇伦敦。彼得终究是太年轻了，莫斯科不放心在驶入雷暴的时候把船舵交给三十岁不到的小鸟。
最后，1980年新年到来的时候，里耶夫没走，反而是布兰登离开了伦敦。从1973年在马赛的首次会面算起，七年已经过去了，彼得至今还是不知道他姓什么，甚至不确定布兰登是不
直到这时候，彼得才第一次从布兰登口中听到了事情的全貌。那个差点酿成灾难的前军情六处雇员，反间司给他的代号是“海藻”，不为什么，随机分配的。“海藻”四十三岁，到今年三月份就为军情六处服务二十年了，不出色，但也不出错。有酗酒的习惯，但这没有引起注意，要是嗜好酒精构成问题，那军情六处负责对外情报的一半人都要被开除。赌博的习惯是他二十多岁时就有的。“海藻”从未结婚，但有一个若即若离的意大利情人。
“是情人的问题吗？”彼得问。
也不完全是。“海藻”和他的意大利甜心去了一趟索伦托，也就是情/妇的家乡，从反间司取得的账单看来，他们在一家海滨旅馆住了五晚，然后买了从索伦托去罗马的火车票，再从罗马返回伦敦。没有人知道“海藻”在意大利干了什么，他回来之后典当了外祖母留下的一条项链，接着又零零碎碎卖掉了好些父母留下的家具、初版书和珠宝。布兰登的推论是，“海藻”在意大利赌输了一大笔钱，急着偿还，在卖掉了自己能卖的东西之后，就打起了情报的主意，克格勃出了名付钱爽快。克格勃伦敦站站长的住处随时都有人监视，“海藻”留了个心眼，趁监视人员交班的时候去敲门，但他没考虑到出来的时候，反间司的人已经回到车里盯梢了。布兰登本来想立即逮捕他，但罗克韦尔不同意，担心引起克格勃的警觉。
“所以我们让他安静下来了。”布兰登说，从盘子里拿了一小块葡萄干蛋糕。
在他们这一行里，“安静下来”只有一个意思。彼得点点头，“能查出‘海藻’跟里耶夫站长说了什么吗？”
“不能完全确定，所以我们想需要你从里面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，新指令，异常的人员调动之类。”
“我会留意的。”
彼得等了一个多月才有机会“留意”。情报站的文件和档案并不存放在使馆的档案室里，而是用一个专门的保险箱储存，定期销毁，需要保留的就放在外交包裹里发回莫斯科。彼得在这些函件往来记录里发现伦敦站曾经给总部寄过录音带，就在“海藻”接触里耶夫站长之后两周，不过接下来都再没有寄出过文件，证明“海藻”偷出来的东西，终究没有落到克格勃手里。
彼得担心录音里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，但情报站没有保留录音带的副本，他也不可能直接去问里耶夫，只能暂时搁置。上次见面过后，军情六处让彼得“冷却”了半年，停止和他接触，也禁止彼得联络情报官。因为离上次大张旗鼓地抓捕内奸才过去不久，如果又有文件外泄，莫斯科很可能会放出猎狗，现在彼得最不需要的就是把瓦西里引到这里来。
从表面上看，伦敦站一切恢复正常。军情六处停止抓捕在英活动的苏联间谍，制造出失去信息来源的假象。使馆里也没有人谈起那个译码员，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一样，尽管他的个人物品还放在原先的办公桌上，无人收拾。彼得安静地潜伏在那里，观察着每一个人，把他们逐一放进大使馆和情报站的权力关系图谱里。他跟司机、电工和负责打扫的牙买加移民都很熟络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得知大使和站长的去向。假如有神秘的莫斯科访客从天而降，彼得也会从爱抱怨的司机那里听说。
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伦敦站现在是他的小小鸟巢了，就像二十多年前在亚森捏沃的小公园里，在父亲的引导下观察邻家小孩们。像任何一个称职的间谍那样，彼得在使馆里并不受欢迎，也并不惹人讨厌，他只是不起眼，如同影子，或者放在墙角很久的旧家具，不会有人特地留意他。
彼得的下一个目标是坐上伦敦情报站的第一把交椅，既是布兰登为他设定的路线，也是他的个人决定。他越有权力，就越不容易被揭发，那种被克格勃深深钉入等级制度里的畏惧会反过来保护他。无论怎么看，尼基塔·里耶夫都不会在伦敦待很久了，彼得预计他新年之后就会被召回莫斯科，分配一个荣誉性的闲职，职业生涯就此结束。他走了之后，彼得就是新站长的最佳人选。
然而到了1979年12月，计划落空了。苏联突然出兵入侵阿富汗，迅速占领了喀布尔，一脚踩进战争的流沙里。北约国家纷纷跳起来谴责莫斯科，外交风暴席卷使馆和各地情报站。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注意力立即转向了中东，外勤们向喀布尔和邻近国家聚集，像水蛭蠕动着爬向流血的伤口。里耶夫的调动令一再延后，总部还是希望留一位经验老道的情报人员坐镇伦敦。彼得终究是太年轻了，莫斯科不放心在驶入雷暴的时候把船舵交给三十岁不到的小鸟。
最后，1980年新年到来的时候，里耶夫没走，反而是布兰登离开了伦敦。从1973年在马赛的首次会面算起，七年已经过去了，彼得至今还是不知道他姓什么，甚至不确定布兰登是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