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里干什么？”
彼得耸耸肩，没有说话。
“在等人吗？”
“也不算。”彼得回答，眼睛看着窗户，从布帘的缝隙里能看见站台上的灯，“说赌博可能更适合，而且瓦西里可不是个容易预测的人。”
“‘瓦西里’是朋友还是债主？”
彼得看着列车员，笑了笑，蓝眼睛里有一点爱莫能助的神色，仿佛不是他不愿意回答，而是真的不知道答案。列车员垂眼看向他放在桌子上的手，衣袖沾着的污渍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起来更像血了，列车员决定什么都不问，彼得留意到了他的视线，但什么都没有说，也没有把手收回去。
“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想我还是要一点糖吧。”
列车员把糖罐放到旅客面前，站起来，从橱柜里取出一盒饼干，顺手拧开了放在橱柜顶上的收音机，一阵刺耳的电流噪音倾泻而出，列车员赶紧把音量扭到最小，耳朵贴到喇叭旁边，皱着眉头，仔细地调整波段，总算从白噪音里打捞出一个苏黎世本地的德语电台，他扭头看了彼得一眼，可能是想问他介不介意，但还没开口就被收音机打断了。列车员调高音量，全神贯注地盯着收音机。
“天哪，您听见了吗？”
“我不会德语。”彼得回答。
列车员继续听了一会，一只手扶着收音机天线。新闻结束了，被音乐取而代之。列车员关上收音机。
“人们在墙上凿了个开口……墙已经拦不住任何人了。”
没必要说明是什么墙，世界上只有一堵值得提起的墙。彼得瞪着那个头发花白的铁路公司雇员，张了张嘴，没能说出话来，弯下腰去，手肘支在大腿上，捂着嘴。列车员以为他要吐了，两步跨到彼得旁边，轻轻拍打他的背。年轻人挡开他的手，直起腰来，脸上因为暖意而恢复的一点血色又消失了。过了好久，他忽然开口了。
“您知道吗？我爸爸亲眼看着柏林墙建起来的，1961年8月12日深夜，要不就是13日凌晨，他在东柏林这一边，就在大街上，看着铁丝网拉起来——那天晚上还只有铁丝网，墙是后来才建起来的。我总是在想，爸爸有没有那么一秒考虑过要冲过去。”他沉默了几秒，想了想，“肯定是有的，任何人要是被墙和铁丝网圈起来，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猜。”
“可是您的父亲为什么会出现在东柏林呢？”
没有回答，列车员又问了一遍，彼得像是没听见一样。从他的眼神看来，旅客已经离开这间窄小的车站办公室，躲进自己脑海中那片风暴频发的黑暗之中去了。
第4章
奥尔洛夫上尉从东柏林回来之后不久就升任少校，留在莫斯科的时间变长了，半夜三更被召去开会的频率也随之变高。为了不让人想起斯大林时期秘密警察半夜破门而入的恐怖，电话会先响起，菲利克迷迷糊糊地醒来，听见父亲在客厅里小声说话，挂上电话，过不了多久敲门声就会响起，很礼貌，轻轻的三下。菲利克能听见父亲取下大衣的时候，底座不稳的衣帽架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大门关上，男孩翻个身，把自己牢牢卷在毯子里，继续睡过去。
作为克格勃高级军官的好处慢慢开始显现了，父亲得到了一栋新的“达恰”，就在黑海边，终于兑现了带菲利克去海边玩的承诺，尽管夏天早已过去。这栋“达恰”对父子两人而言太大了，空房间里回音重重。任何窗户只要打开一条缝，海风就会呼啸着穿堂而过，吹散纸张，扫倒花瓶。菲利克穿着厚厚的外套，独自到海边去。沙滩冷清萧瑟，散发出腥味，布满尖锐的石子，暗沉的海水里露出挂着藻类的嶙峋礁石。细软洁白的沙滩在十几公里之外，但那是保留给疗养院的，换句话说就是保留给“上面”的。父亲极少谈论克里姆林宫，就算真的提起，也语焉不详，局促不安，忌讳着第五总局无处不在的耳目。于是“上面”在菲利克心目中既神秘又恐怖，像秃鹫投下的影子。
父亲给三楼小房间安装了门锁，自己钉了一个木架子，存放从铁幕另一边带回来的英文和法文小说、诗歌集和乐谱。菲利克不知道他为什么买乐谱，父亲不会弹钢琴，也不准菲利克学琴，因为音乐是危险的。自母亲去世后，再也没有人碰过客厅里钢琴。乐谱是瑞士出版的，都是被苏联查禁的音乐，也许父亲打算在脑海里听听这些违法的旋律，这样一来，交响乐和圆舞曲就不会伤害伟大的苏联了。
父亲不再需要去档案室填表借报纸，每周都有人把成叠的法文报纸送到家里来，《世界报》和《费加罗》是肯定有的，偶尔夹杂着《快报》和《观察者》。菲利克沉迷于这些外国报纸里的照片和广告，尽管他一个单词都看不懂。男孩把报纸偷到房间里，趴在床上，琢磨图片里陌生的街道和戴着礼帽互相握手的先生。占据大量篇幅的广告叫卖着旧书、糕点、裙子、打字机、烈酒和珠宝，还有一些广告展示着菲利克从未亲眼见过的奇特电器，比如吸尘机，一位穿着围裙的女士一手拿着长管子，另一手扶着圆筒形的机器。在整个莫斯科，这种机器恐怕不超过五台。
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八月底的报纸，不管是英文还是法文刊物都轮番登出了同样的照片：一位东德士兵跳过铁丝网，冲向西柏林。摄影师抓住了他腾空的一瞬间，这个穿着军服的年轻士兵全神贯注地盯
彼得耸耸肩，没有说话。
“在等人吗？”
“也不算。”彼得回答，眼睛看着窗户，从布帘的缝隙里能看见站台上的灯，“说赌博可能更适合，而且瓦西里可不是个容易预测的人。”
“‘瓦西里’是朋友还是债主？”
彼得看着列车员，笑了笑，蓝眼睛里有一点爱莫能助的神色，仿佛不是他不愿意回答，而是真的不知道答案。列车员垂眼看向他放在桌子上的手，衣袖沾着的污渍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起来更像血了，列车员决定什么都不问，彼得留意到了他的视线，但什么都没有说，也没有把手收回去。
“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想我还是要一点糖吧。”
列车员把糖罐放到旅客面前，站起来，从橱柜里取出一盒饼干，顺手拧开了放在橱柜顶上的收音机，一阵刺耳的电流噪音倾泻而出，列车员赶紧把音量扭到最小，耳朵贴到喇叭旁边，皱着眉头，仔细地调整波段，总算从白噪音里打捞出一个苏黎世本地的德语电台，他扭头看了彼得一眼，可能是想问他介不介意，但还没开口就被收音机打断了。列车员调高音量，全神贯注地盯着收音机。
“天哪，您听见了吗？”
“我不会德语。”彼得回答。
列车员继续听了一会，一只手扶着收音机天线。新闻结束了，被音乐取而代之。列车员关上收音机。
“人们在墙上凿了个开口……墙已经拦不住任何人了。”
没必要说明是什么墙，世界上只有一堵值得提起的墙。彼得瞪着那个头发花白的铁路公司雇员，张了张嘴，没能说出话来，弯下腰去，手肘支在大腿上，捂着嘴。列车员以为他要吐了，两步跨到彼得旁边，轻轻拍打他的背。年轻人挡开他的手，直起腰来，脸上因为暖意而恢复的一点血色又消失了。过了好久，他忽然开口了。
“您知道吗？我爸爸亲眼看着柏林墙建起来的，1961年8月12日深夜，要不就是13日凌晨，他在东柏林这一边，就在大街上，看着铁丝网拉起来——那天晚上还只有铁丝网，墙是后来才建起来的。我总是在想，爸爸有没有那么一秒考虑过要冲过去。”他沉默了几秒，想了想，“肯定是有的，任何人要是被墙和铁丝网圈起来，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猜。”
“可是您的父亲为什么会出现在东柏林呢？”
没有回答，列车员又问了一遍，彼得像是没听见一样。从他的眼神看来，旅客已经离开这间窄小的车站办公室，躲进自己脑海中那片风暴频发的黑暗之中去了。
第4章
奥尔洛夫上尉从东柏林回来之后不久就升任少校，留在莫斯科的时间变长了，半夜三更被召去开会的频率也随之变高。为了不让人想起斯大林时期秘密警察半夜破门而入的恐怖，电话会先响起，菲利克迷迷糊糊地醒来，听见父亲在客厅里小声说话，挂上电话，过不了多久敲门声就会响起，很礼貌，轻轻的三下。菲利克能听见父亲取下大衣的时候，底座不稳的衣帽架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大门关上，男孩翻个身，把自己牢牢卷在毯子里，继续睡过去。
作为克格勃高级军官的好处慢慢开始显现了，父亲得到了一栋新的“达恰”，就在黑海边，终于兑现了带菲利克去海边玩的承诺，尽管夏天早已过去。这栋“达恰”对父子两人而言太大了，空房间里回音重重。任何窗户只要打开一条缝，海风就会呼啸着穿堂而过，吹散纸张，扫倒花瓶。菲利克穿着厚厚的外套，独自到海边去。沙滩冷清萧瑟，散发出腥味，布满尖锐的石子，暗沉的海水里露出挂着藻类的嶙峋礁石。细软洁白的沙滩在十几公里之外，但那是保留给疗养院的，换句话说就是保留给“上面”的。父亲极少谈论克里姆林宫，就算真的提起，也语焉不详，局促不安，忌讳着第五总局无处不在的耳目。于是“上面”在菲利克心目中既神秘又恐怖，像秃鹫投下的影子。
父亲给三楼小房间安装了门锁，自己钉了一个木架子，存放从铁幕另一边带回来的英文和法文小说、诗歌集和乐谱。菲利克不知道他为什么买乐谱，父亲不会弹钢琴，也不准菲利克学琴，因为音乐是危险的。自母亲去世后，再也没有人碰过客厅里钢琴。乐谱是瑞士出版的，都是被苏联查禁的音乐，也许父亲打算在脑海里听听这些违法的旋律，这样一来，交响乐和圆舞曲就不会伤害伟大的苏联了。
父亲不再需要去档案室填表借报纸，每周都有人把成叠的法文报纸送到家里来，《世界报》和《费加罗》是肯定有的，偶尔夹杂着《快报》和《观察者》。菲利克沉迷于这些外国报纸里的照片和广告，尽管他一个单词都看不懂。男孩把报纸偷到房间里，趴在床上，琢磨图片里陌生的街道和戴着礼帽互相握手的先生。占据大量篇幅的广告叫卖着旧书、糕点、裙子、打字机、烈酒和珠宝，还有一些广告展示着菲利克从未亲眼见过的奇特电器，比如吸尘机，一位穿着围裙的女士一手拿着长管子，另一手扶着圆筒形的机器。在整个莫斯科，这种机器恐怕不超过五台。
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八月底的报纸，不管是英文还是法文刊物都轮番登出了同样的照片：一位东德士兵跳过铁丝网，冲向西柏林。摄影师抓住了他腾空的一瞬间，这个穿着军服的年轻士兵全神贯注地盯